北纬３９°０５＇

 “天亮了，太阳升起。我们从一座丘顶纵目东望，看见地平线不像两星期之前只构成一列黄色的锯齿，却成了一条平直的深绿色的线纹。我们像化石般地立在那里，同时喊出：‘树林啊！’我又添上说：‘和田河水！’现在我们在集中我们所有的最后一点微力，拖曳着继续向东走。沙丘越来越矮，而我们到了一处洼地，我们在这里开始掘井。但是我们太孱弱了，只好又走。深绿色*的线纹增加了，沙丘越发不显著，最后简直停止了。我们现在立在平坦柔软的土地上，离树林尚有几百公尺之遥。五点半钟我们到达第一批杨树那里，软弱地倒在树阴下……”

只有到过沙漠腹地的人，才能理解此时此刻绿色对斯文·赫定意味着什么！

1895年 2月17日，是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30岁生日。就在这一天他离开了新疆疏勒，走向塔克拉玛干。

“当我们现在走上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道上时，我感觉到想要深入其中的诱惑一天比一天厉害起来，我简直没有反抗它那神秘的魔力的能力。”

斯文·赫定在《亚洲腹地旅行记》里这样写道。他的探险队从麦盖提进入沙漠，企图从叶尔羌河穿过沙漠的西部到达和田河。可是由于带的水不够和恶劣的天气，探险队骆驼倒毙，随从死亡，斯文·赫定也几乎葬身沙海。5月5日夜里，斯文·赫定只身一人爬过树林，到达和田河，却发现河床是干涸的。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一只水鸟振翅飞起，将他引到了河床中头年留下的一汪剩水边，他得救了！斯文·赫定将这汪剩水称为“天赐湖”，而将塔克拉玛干称为“死亡之海”。

现在，我们“沙漠之舟”探险考察队经过七天漂流，到达了北纬39°05′，根据瑞典斯文·赫定基金会提供的资料，这里应该是当年斯文·赫定获救的地方。这位曾经九死一生的探险家当年决不会想到，在近一个世纪以后，一群中国探险者为了纪念他的伟大业绩，特地将自己的第７号营地建在这里。

７号营地是美丽而舒适的，它建在和田河左岸，我们红色、蓝色、银灰色的帐篷搭在黄色的沙丘之上，掩映在绿色的胡杨林里。

吃罢晚饭，江征队长说：“我想进沙漠侦察一下。”

夜间的沙漠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是非常神秘，还是非常可怕？我好奇心大动，要求和队长一起进去，队长答应了。

我们拿着手电，一前一后向西进入胡杨林。刚刚离开河岸就感到空气骤然热了起来。此时，沙漠在白天吸收的大量热能还没有消散，又没有一丝风，大大高于体温的热空气从四面八方笼罩着我们，让人没处躲也没处逃，即使是撕去全身的皮肤，也不能把这些热发散掉。我觉得嗓子里的粘膜皱缩起来，又痒又疼，后悔没有把水壶背来。

没有月亮，星光黯淡。夜色中，身边的胡杨树变得狰狞起来。

远远近近的沙丘上，一棵棵半枯半荣的胡杨影影绰绰。它们在这里挺立了百年、千年，怕是早已成精了吧？那些苍老的树根，一条条地从沙土里钻出来，曲里拐弯地爬过地面，又深深扎进地下。它们像一些阴险的暗索，等待着将我们绊倒；粗大扭曲的树身好象在黑夜中活了起来，有的像即将倒毙的骆驼在那里喘息，有的像穿着长袍李尔王在荒原上呼号；树身上那些伸向苍天的枯树杈，像是老妖精青筋条条的手臂，随时会弯过来抓住我们的衣领……

我屏住气跟在队长后边疾走，终于穿出了胡杨林，来到了开阔的沙丘上。

翻过几道沙梁，前面的沙丘渐渐地高大起来，西边的地平线被几座兀立的沙山挡住了，它们黑色的轮廓显得静穆和沉重。当年，斯文·赫定就从那里爬过来吧？

 “我们往回走吧，明天再到大沙山去。”向西眺望了片刻，队长说。我们转身顺着来时的脚印回到胡杨林中。走着走着，脚印突然不见了！我心里开始发毛，要是找不到回去的路，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该怎么办？据说在沙漠里走夜路最容易“鬼打墙”，来回兜圈子。

“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站在那儿别动，让我找找看看。”江征队长安慰着我。他打着手电在地上搜索着，终于在一片芦苇边上又发现了脚印。当我又听到和田河的水声时，顿时感到了一阵轻松和快慰。

翌日早晨，我们再次离开和田河岸，向着斯文·赫定来的方向，穿过胡杨林，进入沙漠考察。

在人们的想象中，塔克拉玛干是死寂的，没有绿色、没有生命的。可是，一年一度的昆仑之水，却在这片“死亡之海”里浇灌出一条由胡杨林带构成的绿色走廊。

“胡杨是非常古老的树种，它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。后来古地中海逐渐退却了，它演变成河岸树种，现在是国家二级保护树种。”

 提起胡杨，路端正老师如数家珍。他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标本室主任，已经是第二次跟着探险队进沙漠了。

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沙漠里长着胡杨、红柳、骆驼刺，知道它们都是些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植物，甚至我还在一篇报道里把一位地质队员称为“沙漠里的骆驼刺”。可是，从感情上我和它们是隔膜的，疏远的，它们和生活在都市水泥建筑中的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过是些可以很方便使用的比喻、象征罢了。

漂流的第三天，当最后一个居民点已经抛在身后，人工种植的白杨林在视野中消失时，我们便开始寻觅胡杨的踪迹了。考察绿色走廊的现状，正是我们此次探险的目的之一。那并不高大挺拔，也算不上秀丽端庄的树木，在河岸两边时稀时密，时断时续，默默地陪伴了我们一路。

在塔里木盆地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系统中，风、沙、水、林几个因子相互作用，上演了一出出大自然的悲喜剧。据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《山海经》和《穆天子传》记载，古时于阗虽处流沙边缘，但水草丰茂，树木葱茏。在洛甫县山普鲁古墓葬群，出土的棺木都是粗壮的梧桐原木，可以想见这里曾经有过的古木参天的景象。正是盛夏季节的和田河洪水，使胡杨林得到漫灌，保持了大环境的生态平衡。

探险队中的另一位学者，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和环境科学系副教授耿侃告诉我：“沙漠河流的堤岸没有抗蚀能力，全靠植被保护。胡杨林就构成了这样的生物堤岸。”河流保护了树林，树林又保护了河流，它们互为依存，营造出生机勃勃的绿洲和绿色走廊。专家、学者们考证，汉代，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没有这么大，和田绿洲的北部边缘要比现在远100至180公里。那时丹丹乌里克和麻扎塔格，是从北面的鄯善、龟兹进入于阗国的两条重要通道，比绕行沙漠要近六七百公里。

可是，气候的干旱和连年的战乱，使和田绿洲的生态环境开始恶化。渐渐地，沙漠南侵，绿洲退缩，于阗国最繁荣的农桑地带和文化地带都湮埋在沙漠中了。丹丹乌里克、麻扎塔格、热瓦尔、尼雅、特特尔、阿乐斯皮力等一个个沙漠中的古遗址就是明证。

灾难似乎并没有完结。解放以后，人们在“向荒漠进军”的口号下，毁林开荒，仅和田、洛甫、墨玉三县就毁掉天然胡杨林40多万亩，致使沙漠继续推进，最远的达10公里。同时绿洲内大量引水，修建平原水库，不仅造成土地盐碱化，也使得能够穿越沙漠汇入塔里木河的水越来越少，和田河绿色走廊正一天天衰败下去。

出发的前一天，我们驱车来到玉龙喀什河渠首枢纽工程。但见从昆仑山口滚滚而来的玉龙喀什河水，到这里被一分为三：一部分泄入引洪道，另外的进入和田引水渠和洛甫引水渠，浇灌90万亩农田。在喀拉喀什河上，也有这样的渠首工程。每年枯水季节，它们便拦住两河之水，将它们全部引入农田，只有到了夏季才开闸泄洪。

站在渠首工程的水泥大坝上，不知怎么我我就想起陕北荒山洼子上“人定胜天”的大标语来。那标语是知识青年用镢头刮出来的，五里以外都能看得见。那时村里的老乡年年带着我们偷偷开荒，说不开荒粮食就不够吃。开荒就是把“生地”上原本就不旺盛的植被刨掉，稀稀拉拉地撒上些庄稼种子，能收多少算多少。陕北夏天多暴雨，一场白雨下来，不知多少黄土高原的表土就冲进了黄河。所以有“陕北开荒，河南遭殃”的说法。

未到和田之前，我以为南疆是十分富庶的。等飞机降落在那个颇像长途汽车站的和田机场时，我才明白这里还相当贫困和落后。和田至今仍是全国特困地区，1993年的人均收入才485元。解放初期，和田地区人口只有66万，现在已经接近145万。人多了，要吃饭，要烧柴，要盖房。于是就和陕北一样开荒、毁林，所不同的是陕北靠天吃饭，那人总想胜的“天”每年好歹还降些水下来；而这里的年降雨量不足50毫米，有的地方甚至不足20毫米，只能引水灌溉。至崐今，和田地区每年仍要开荒20万亩，开荒越多。自然引水越多。有限的水资源要先紧着人用，人用完了，才能轮到胡杨。

胡杨有“沙漠英雄”的美称，它只要有一点点水就能顽强地生存下来。和田河沿岸的绿色走廊，就靠昆仑之水一年一度的浇灌。胡杨特别发达的根系，能把从河床侧渗的水吸收过来。但是，再“英雄”的植物没有水也会死亡。在和田河沿岸，我们多次看到大片荒漠化的胡杨林，因为没有水，它们正走向生命的终点。胡杨的灾难不仅来自干渴，还来自人为的砍伐。老林砍完了砍次生林，还有“头木作业法”——牧羊人随身带的不是鞭子而是斧子，好将胡杨的嫩枝砍下来喂羊。羊群走过之后，胡杨林里就几乎看不到新生的胡杨幼苗了。因此，即使是那些仍然活着的胡杨，也面临着断子绝孙的危险。

“这些胡杨死得太悲壮了！”当我们走进一片几乎已经完全枯死的胡杨林时，摄像师韩维春止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。

“我觉得它们死得非常痛苦。”江征队长神色严峻。

如果说，昨天夜里胡杨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“狰狞”的话，那么今天它留给我的印象就是“惨烈”了。眼前一大片起伏的沙丘上，胡杨尸横遍野，满目狼藉。那些本来生气勃勃向上伸展的绿色枝条，不知什么时候再也没有生出新叶，变成光秃秃的，甚至连树皮都被沙漠中的狂风剥了去。但它们仍顽强地向空中伸展着，好像在向苍天求救。沙漠里的暴君——那无情的风沙，将胡杨的粗壮的躯干吹得七扭八歪，还在树身上恶狠狠地划下一道道裂痕，穿出一个个窟窿。你可以用“亭亭玉立”形容路边的白杨，可以用“虬曲苍劲”形容常青*的松柏，可以用“婀娜多姿”形容岸旁的垂柳，但你不能用一个词来概括胡杨。在沙漠严酷

的环境里，它们失去了原有的挺拔和秀丽，变得千姿百态，奇形怪状。只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不论是威风还是丑陋，它们都永远不倒，挺着伤痕累累、骨折肢残的身子，年复一年地在骄阳下倔强地站立——它们要证明自己曾在这里存在过，战斗过。只有那些被风吹断的枝条，散落在树身四周，好像墓地上零落的白花花枯骨。

一座沙丘，就是一片战场；一座沙丘，就是一块墓地。在茫茫沙海中，这片战场和墓地从南向北，一直延绵到看不见的远方……这些胡杨，曾在这里坚守了多少时日？没有水，就像得不到弹药的补给，终于使它们战败了，使得这条绿色防线崩溃了。

今天，在这荒凉的瀚海里，我们默默地站在沙丘上，代表人类凭吊这些死在战场上的“沙漠英雄”，缅怀它们昔日的荣光。

沿着山脊优美的曲线，我第一个爬上了西边高达几十米的沙山。平滑的沙面上，没有留下人的任何踪迹，只有风吹出的一条条细小波纹平静地凝固在上边。但连绵的沙丘构成了地面的大起大伏，又在静态的画面上呈现出动感。大自然真让人折服，它既能大刀阔斧，堆起高耸的沙山，也能精雕细刻，描出精致的纹理。它在雄浑中掺上柔美，在粗犷中揉进细腻，在静止中注入运动，让一切都变得那么和谐有致。

在一片寂寥中，我极目西望，以为能发现另一条胡杨林带，因为斯文·赫定曾经记述过，在进入和田河之前，他路过了两条林带。但是，阳光下，除了黄色的沙丘闪闪发光，什么也没有。也许，再往西走，就会进入连一棵树、一棵草都没有的“无生命地带”吧？我觉得自己的脚下，就是生命与死亡的分界线。

树和人都是生命，它们都需要水。似乎没有人怀疑过，人比树高贵，水应该先给人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什么比人更重要，或者说更霸道的呢？

但是，当树没了的时候，人又会怎么样？

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所的梁匡一先生告诉我们，在古代，能够穿越塔克拉玛干、汇入塔里木河的不止一条和田河，还有克里雅河和叶尔羌河。他曾在沙漠北沿的沙雅捡到一块昆仑山的黑曜石，是以为证。克里雅河不知是什么时候同塔里木河断绝了，叶尔羌河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也告别了塔里木河。

打开新疆地图可以看到，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西向东贯穿塔里木盆地北部，它原来的尾闾就是著名的罗布泊。1877年，俄国探险家普里热瓦尔斯基曾到过罗布泊。他在《从伊犁到黄河源》一书中描述了进入罗布泊前的五级台地，包括卡拉库顺湖、卡拉布然湖、台特玛湖。罗布泊早就干了，卡拉库顺湖、卡拉布然湖也干了。1964年，梁匡一先生和彭加木一起到台特玛湖时，台特玛湖还一眼望不到边。1983年，当梁先生再次来到台特玛湖时，湖的底盘已经露了出来上了，沙子堆起老高。“一代浩瀚的英华就这样消失了！”梁先生慨然长叹。

不过百余年的时间，在大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，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就已完全改观，而且不可逆转。

近几年，塔里木河各支流都在大量引水开发，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更是急剧恶化，胡杨林大片死亡。1993年，尉犁县以下牋200多公里的河道断流，连大西海子水库也干了，农二师五个团场告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了消息。

没有了水，塔里木河下游的原始胡杨林大片枯死，阿拉干以南200公里的绿色走廊已经消失。没有了绿色屏障，流沙开始肆虐，218国道有109处被沙掩埋，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沙漠大有合龙之势。

1994年，适逢三十年来最大的洪水，我们看到了和田河波澜壮阔的景象。但我们知道，这仅仅是一时的假象。在生态脆弱地带，环境变化的速度快得惊人。不到20年，台特玛湖不就干了吗？

如果有一天昆仑之水再也无力穿过沙漠，如果有一天绿色走廊不复存在，谁来阻挡沙漠向绿洲的推进？

如果和田河继克里雅河、叶尔羌河之后，也同永远告别塔里木河，整个塔里木水系会不会解体？

而这一切又会给封闭的塔里木盆地带来怎样的影响？

也许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，不该为一条陌生的河流悲哀嗟叹；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吃饱了肚子，却指责还在挨饿的人们。摆在我们面前的，确实是一个哲学和伦理的难题，这就是：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，谁拥有最高的生存权利？

人们似乎从不怀疑，只有人类这个最高级的动物才有最高的生存权利。当猿变成了人，当人遍布了地球上所有的地方，好像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球当然的主人，拥有了包括水在内的一切资源。但警钟已经敲响：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它不能被无限制地掠夺开采！现实逼着人把自身与自然当做命运共同体来考虑，变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和谐相处，唯其如此，人类的生存才有根本的保障。

我们人类论灵巧不如猴子；论凶猛不如虎豹；论迅捷不如羚羊野马，但为什么我们终能成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？就因为我们有头脑、有智慧，就因为我们结成了社会，互相依存和制约。除了失去理智的人，作为个体，没有人不希望后代能生活得更好。但作为群体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后代的生存权利负有责任？

有人这样告诫我们：“这个世界是借给我们用的。我们来去匆匆，要把土地、空气和水留给后来者。我们这一代人（或许是我们前一代人）首次在精密科学的指导下，进行毁灭性的反对自然的殖民战争。为此，未来将控告我们。”

说这话的是核酸和基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欧文·查加夫博士。          

船队失散

“虾仁呢？我的虾仁呢？”江征队长打着手电在沙地上一通乱摸。所谓“虾仁”，不过是方便面中那小小一包配料罢了，充其量也就是四五个吧。可对我们来说，它也许是今后几天内唯一的“荤菜”、唯一的“副食”了，因此队长非要把它吃到肚里不可。

从今天，8月3日开始，我们必须实行食物配给了，因为船队已经失散，我们两条船四个人，只剩30袋方便面。如果未来的几天里再遇到意外，靠这点食品是无法支撑的。

说来“少年梦幻号”算是“旗舰”，可倒霉的事都让我们碰上了。从７号营地出发不到一小时，我们的船就撞上了水中障碍物——一棵从上游冲下来的树，只听“哧”地一声，我身边的右后舱就干脆痛快地瘪了下去。不巧的是，我们船上还没有补船工具。刚好王维驾着“不是汽车轮胎号”漂过来，队长忙让阿乐姐转移过去，一来减轻我们船的重量，二来“不是汽车轮胎号”上可以多一个人划桨，好尽快追上已经漂到前边不见踪影了的三条船。

“等等，快停下来！”王维和阿乐一边扯开嗓子喊着，一边在风浪中玩命朝前追去。

搓板浪一个接一个涌来，空阔的河面上只剩下我们这条破船。本来我的左后舱就慢撒气，总是软囊囊的，现在右后舱整个完了，像一只黑色的空皮囊拖在水里，“啪嗒”“啪嗒”地发出难听的声响。我把它捞起来一看，好家伙，树枝挑开了一个两边都有10公分的直角口子，怪不得气一下就跑完了呢。

“王维和阿乐姐能追上他们吗？我们这破船能抗住这么大的浪吗？”望着起伏的波涛，我心里又有些忐忑不安。

在这支探险队里，我最信得过的就是王维和严江征，因为他们有多年野外科学考察和探险的经验。1993年，曾经横穿南极大陆的秦大河与王维一起到珠穆朗玛峰考察。王维将秦大河送上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营地，约定一周后上来接他。过了四天，留在大本营的王维心里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开着车就往山上爬。走到一半，碰到了从上面下来挪威考察队员。

 “秦！秦！”挪威队员连喊带叫，可由于语言不通，他说不清楚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王维从他慌张的神色中马上判断出是秦大河病了。高海拔地区不比内地，伤风感冒很容易引发肺水肿、脑水肿，如不及时抢救，短时间内就会置人于死地。珠峰大本营绒布寺离定日县城有100多公里，如果情况严重，还得送到日喀则，而现在秦大河还在6000多米的高山之上，每一分钟的耽搁都会增加危险。王维没有片刻犹豫，立刻冲到美国考察队员的营地。他知道美国人有可以加压的睡袋和急救药品，带到山上就可以开始抢救，赢得宝贵的时间。而美国人也颇有“雷锋精神”，二话不说，拿上睡袋和药品就上山了。王维又找了几个

藏族民工连夜上山，用担架把已经昏迷的秦大河抬了下来，开车送到日喀则。

秦大河苏醒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他奇怪地问来看望他的王维：“你怎么也到西藏来了？”

没有王维组织的出色救援，秦大河，这个横穿南极大陆的中国好汉，就葬身喜马拉雅山了。

我们到和田的第二天，恰好是王维的41岁生日，全队人马开进卡拉0K为他庆祝生日。他告诉我，参加科考后，几乎所有生日都是在野外过的。最难忘的是“而立之年”的生日，那天，他正从墨脱回来，路过喜马拉雅山南北分界的多雄拉山口。虽然是夏天，这里仍是白雪皑皑。他照了一张像，作为生日的纪念。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，从米林县派区出发，过了松林口就是马帮路了，到墨脱要走好几天，沿途没有一个居民点，只有部队的几个兵站。翻过山口就是喜马拉雅山南坡，先要经过挂满“树胡子”的“吊死鬼森林”，然后是一道又一道雪崩堤。到海拔2800米以下就是亚热带丛林了。考察队员有“宁上雪山，不入丛林”的说法，因为丛林里不仅道路难走，而且闷热潮湿，到处都是蚊虫小咬和旱蚂蟥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人的精神极容易崩溃。据说旱蚂蟥两端都有吸盘，只要一闻到动物的气味就能牢牢地吸上来，并且释放出一种可以局部麻醉的液体，使你在它吸血时并不感到疼痛。等到你发现，早已是鲜血淋漓了。为了躲开丛林里的蚂蟥，王维和严江征两人只好抓着铁索躺在一座吊崐桥上休息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一翻身几乎掉到江里去。

那一次出队近五个月，严江征掉了30斤肉，而王维也坦率承认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经历。

我想，王维追上他们后，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。而船上只要有江征队长在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们都能对付。

 “陆小娅，你看那是什么？”江征队长指着右岸问我。

 井架！房子！

 没错，麻扎塔格的钻井队告诉过我们，在和田河右岸有一个石油小队。

“靠过去采访，补船！”队长命令。

可是风太大，浪太急了。

 “来，把国旗举起来当帆，看看能不能帮咱们减速。”江征队长脑子一转就是一招儿。

我们俩一人扯住国旗的一端，风立即把它鼓胀起来，和田河的黄色波涛之上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红帆。

岸边好象有两三个人，他们发现了这面奇特的红帆，朝着我们挥手。

尽管红帆降低了船速，但我们还是无法冲过激流靠岸，只好朝岸上的石油工人挥挥手，驾着破船顺流而下。

总算看到前边的船了，但是只有一条“钟声号”，两个小伙子发现我们没跟上来，特意留下来等我们。我把手搭起凉篷，不断地四下里张望，但白花花的河面上就是看不见其他几条船的踪影。

 “难道王维没有追上他们？还是他们停在某个地方等我们，但没看见我们漂过去？”大家开始揣测那三条船究竟是在我们前边，还是在我们后边。

天渐渐黑了，我们不得不靠上右岸宿营。队长点起了一堆篝火，但在黑沉沉的夜色里，却没有另外一堆火作为回答。   

船队失散了。

炊具都在那三条船上，我从舱里拿出搪瓷脸盆，舀上一盆浑浊的河水，放进两片饮水消毒剂，到火上烧开，刚好够给四个人泡方便面。

“我就吃一袋。”江征队长说。我知道他在担心，万一我们漂进了和田河故道，或碰到别的麻烦，这点食品就无法抵挡了。

我没吭声，扯开两包面放到他的碗里。

吃完饭，江征队长又从沙丘后拖来一大堆干胡杨枝子，把篝火烧得更旺。自从进沙漠以来，烧火就是他的专职专利。不管是否需要，只要有柴禾，他就要烧篝火，好像要过足了瘾似的。“我小时候就爱玩火，长大了，在城里哪能这么痛痛快快地放火呢？”他说。

在野外生活过的人，大都会对篝火情有独钟。篝火是营地的象征，营地是漂泊者歇脚的家；篝火带来光明，光明是漫漫征途的希望；篝火使人温暖，温暖是风雨过后的慰藉。那升腾不已、变幻无定的火苗，成了想象的摇篮、故事的产房，是歌声的故园、心灵的牧场。出队的人们围着篝火而坐时，那份满足，那份惬意，那份恬静和快乐，是难以形容的。

今晚仍然篝火熊熊，可似乎谁都不想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飞虫噼哩啪啦地掉进火堆里。

我背对着篝火独自一人坐在河边。

正是农历六月底，天上没有月亮，河水像墨似地在脚边不到一尺远的地方“哗哗”流淌。

悠悠，你早就睡着了吧？睡觉之前爸爸给你讲的是什么书？是《金钢葫芦娃》，还是《狼和七只小羊》？

进沙漠以来，我第一次这么搅心搅肺地想到了我的小女儿。我闭上眼睛，回味着女儿和我亲昵时的感觉。她软软的小手好象正勾着我的脖子，光滑的小脸蛋贴在我的脸上，鼻息吹得我耳朵眼儿发痒。唉，那种肉贴肉、心贴心的感觉，多么美妙，多么消魂啊。

出发那天，我希望像往常出差一样平静自然。我告诉丈夫，不必送我到机场，送到大门口就行了。

我牵着女儿的小手下楼。胖乎乎的小手掌，嫩嫩的小指头，一把攥在我的手心里。我的手心热了，潮了。一股又甜又涩的感觉，从身体深处什么地方涌上来。

我不看她，我朝前走着。

“妈妈。”

我迟疑地停下脚步。这不是我那快乐的小姑娘在呼喊，不是的。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安，一种我不熟悉的不安。

“悠悠，妈妈回来的时候给你买顶新疆的小花帽，好吗？你想要什么颜色的？”

“我要粉的。”

一个浅浅的酒窝浮出女儿的嘴边。

“面的”来了，丈夫拉开车门，将背囊扔进后座。“跟妈妈再见吧！”我扶着车门说。

“妈妈，我不想让你走。”女儿鼻子一红，哭了。

我太熟悉这副哭相了，我知道它的每一道程序，每当它出现的时候，总让我感到又好气又好笑。可在我的记忆中，这四岁半的小姑娘从没在我出差时哭过。是女儿长大了，懂得感情了，还是她懵懵懂懂地知道妈妈要去一个危险的地方？

我一头扎进汽车，“哗”地拉上车门，不敢再回望一眼。

女儿、丈夫都抛在后头了，家里只剩下一个信封，那里面有我写好的“遗嘱”。

为了写这份东西，我两天没睡好觉。为了写这份东西，那天下班后我一个人静静地在桌前坐了好久。  

一个过了40岁的女人，一个为人妻、为人母的女人还这样冲动，似乎很可笑。确实，报名参加探险队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！我根本没时间琢磨是怎么回事，也没时间先看资料再作决定，何况女人本来就是非理性的动物。直到回家拿出《中国分省地图册》，在那片浅黄色的大沙漠上找到标着和田河的蓝色虚线时，我才明白我要去哪里，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。

这条蓝色的虚线由南向北，穿过了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，而我在小学就知道，“塔克拉玛干”，蒙古语的意思是“进去出不来”。

我找到斯文·赫定的《亚洲腹地旅行记》。在这本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繁体竖排书里，我读到斯文·赫定在塔克拉玛干遇险的经历，深深地记住了一个细节：为了避免被大漠灼热的太阳烤干，他将铁锹插在沙子上，上面挂着自己的衣服，做成一把“伞”，然后挖个沙坑把自己整个埋起来，只剩下脑袋。斯文·赫定就这样熬过沙漠中漫长的白天，晚上再继续向和田河方向爬去。

这些信息的集合，将我逼向了思维的死角——我是否准备冒险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？万一回不来，怎么办？

如果我只对自己的生命负责，事情就简单了。

我了解自己，我知道我无法抗拒大自然的诱惑，即便是它的狂暴，也对我具有神奇的魔力。人可以拒绝很多东西，但深入骨髓的东西是不可拒绝的，因为它已经和你的生命融合在一起，使你成其为你。在我看来，人反正都是要死的，与其老了辗转死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真不如安安静静地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。能够这样离开这个世界，对我是一种幸福。当然，刚过“不惑”的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没做完，但有多少人是真正把自己想做的事都做完了的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我曾经尽力而为了，而且好在我没做过什么不可饶恕的坏事，因此我有理由相信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刹那，我心里一定像西藏的蓝天一样纯净，一定也会有父亲那种“渺渺冥冥，如归大海，如归苍穹”的超脱。

但我毕竟不是“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”，我还是妻子，还是母亲呢。

我突然看到了丈夫的那双笑眼，那双在一群丈夫们的身后露出来的笑眼。我刚刚用我积蓄了36年的能量自然分娩生出了女儿，被人从产房里推出来，就看到了他用充满笑意的眼睛给我的赞许和奖励。从此，这双笑眼留在了记忆的底片上。如果我不在了，他会怎样呢？

“就算我为他创造一个娶年轻漂亮太太的机会吧！”我把脑子里那些伤感的画面驱赶出去，换上另外一个场景。真的，他本可以，也应该娶个年轻漂亮的太太的。

但最严峻、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：万一我回不来，怎么对得起我的女儿，毕竟她才四岁！

那个和煦的秋日，我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走在街上，向每一位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微笑着。我刚刚从听诊器里第一次听到了女儿的胎心音，它在我的体内快速搏动着，发出充满张力的“沙沙”声。受孕的第10天，蓝色的试管就确证了她的存在，而现在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小生命的生机和活力。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分裂了，一半是我，一半是她，我们是两个生命，但又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尽管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她终于离开了母体，但我始终不能摆脱从听到胎心音那一刻起就产生的这种共生感。没有她，我不知道自己将怎么生存下去。她——要是没了我呢？

我的快乐的小姑娘啊，不知多少次，我在她熟睡的时候悄悄地欣赏她，吻她的小额头、小脚丫，暗暗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这么漂亮的孩子。其实，我知道有许多孩子比她更漂亮，但是我仍从心底里为她自豪，因为她健康、开朗，有一种明亮的心态和乐观的气质。我知道，这辈子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在等着她，但那些活得充实、愉快的人，是因为他们处处顺遂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能在黑暗的隧道里看到尽头的亮光，是因为他们有勇气和能力去战胜困境。对人的一生来说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？

我成为母亲太晚了，但也许正得其时，否则我怎么会当一个既富有情感又富于理智的妈妈？我的孩子没有钢琴，没有华贵的衣服，但我用心血努力去培育女儿的健康人格，这才是使她终身受益无穷的东西。当然，她还要在风雨中砥砺，不过，“有这碗酒垫底，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呢？”    

释然了，尽管我的“万一”是女儿人生之途的重大损失。我们是共生的，却又是注定要剥离的，这剥离不管是缓慢进行，还是快刀斩乱麻，都要流血和疼痛。生命就是在流血和疼痛中才能生生不息，这是每个真正的妈妈都懂得的道理。

何况，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女儿长大了，一定会为有我这个妈妈而感到自豪的。她也会从我留下的近十万字“妈妈日记”中，感受到母亲对她最深挚的爱。

我提起笔来，给丈夫写下我的请求：

万一我回不来了，请在女儿18岁生日那天，把我从怀孕第10天一直写到现在的《悠悠的故事》装订成册，作为礼物送给她。请在这本“书”上写上“母爱出版社”，印数： 0—1 册，定价：无价。

笔落泪下，不能自已…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在水一方

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。进沙漠以来，我第一次梦见了漂流，还梦见中午时分我们全队会合了。但愿是上帝托梦给我吧。

走出帐篷一看，韩维春正在给我们补船，我心里一阵感动。天很冷，我穿着风衣还冷得发抖，而他却光着脚踩在泥水里。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起来的，又费了多大劲儿才一个人把船拖上来。这小伙子29岁，是我们这里的小老弟，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大孩子。他随身不离的是一副围棋，走哪儿下哪儿。有一次我们正在河里漂着，远远见他和吕仁舟在船上面对面坐着，两人谁也没操桨。队长说：“这两小子准是摆棋叫‘吃’呢！”漂近了一看，果不其然。队长虽然气势汹汹地吼了他们一顿，可私下里却对我说：“哎，这是一个可爱的错误。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想着玩，说明他们天性乐观，探险就需要这样的人。”

“你们别老把我当小孩，其实我的孩子都一岁多了。”

有一回我们一边搭帐篷，小韩一边挺郑重其事地对我说。我问他孩子叫什么名字，他说：“小名叫油油。”我乐了，说：“我女儿叫韩悠悠，你女儿叫韩油油，咱们有缘份。”

吃完早饭，江征队长说：“咱们研究一下，他们究竟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？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小韩说：“你们‘旗舰’漂得太慢了，前面的船早已和我们拉开了距离，何况他们知道我们的船破了速度更慢，他们一定正玩命地向肖塔水文站赶，打算到了那里，再想别的办法来营救我们。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往前漂，耗在沙漠里，等食品接不上就完了。”

“不对，王维绝不可能丢下我们不管，他们一定是在哪儿停下来等我们，没看到我们漂过去。”我反对说，“现在他们一定是在我们后面，我们应该在这里等待。”

“我打赌，他们在前面。”小韩仍不同意我的看法。

“赌什么吧？”

“要是他们在后边，回北京我请你‘撮’一顿。要是他们在前边，回北京你请我‘撮’一顿。”小韩说。

“一言为定。”我也毫不含糊，因为我坚信，按照常人的思维逻辑，他们不可能丢下我们这条触了“雷”的“旗舰”不管。

最后江征队长决定在８号营地守候到中午两点，如果还不能与他们会合，就继续往下漂流。

等待真是心焦。我收拾了营地，又写了几页笔记，心里就惶惶然，不知干什么好了。小韩、小吕有围棋可以解闷，而我手头连本书都没有。真后悔当初太老实，严格遵守队长“个人物品尽可能少带”的命令，只好在这里干挨时间。

太阳终于移到头顶了，河面上仍然没有三条船的踪影，队长也心焦起来，决定提前出发。我还是坚信他们在后面，主张沿途给他们留下一些标记。只要彼此知道方位，即使不能会合，也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。于是江征队长在营地上堆起了几个健力宝罐子，又在沙滩上画出向前的箭头，还把他的“５”牌香烟盒子挂在岸边树枝上。那两条烟是一位四川大师专门托人带给他的，说是发了功，并嘱他在探险结束前不能抽其他牌子和其他人的香烟，也不能把这烟给别人抽。

“13：30离岸。”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出发时间，然后替代阿乐姐向河中抛撒了敬献给河神的黄豆。

“陆小娅，你回头看看，那是不是他们？”这一下午的漂流中，队长不知给我下过多少这样的命令。好多次，他都把洪水冲下来的大树当成了橡皮船。我们一次次地呐喊，一次次地挥舞红旗，全都是自作多情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
向前望是波涛滚滚，向后望是滚滚波涛。不知怎的，我想起在贵州采访时的故事。有人告诉我，过去苗族人没有准确的长度概念，你打听到什么地方还有多远，他们会说“还有一望”或者“还有两望”。所谓的“望”，就是目力所能及之处。每当我们的小船被浪头顶起时，我都挺直腰杆伸长脖子，尽可能地向前望或向后望。但在向前的“一望”之内和向后的“一望”之内，却只有崐黄色的波涛。我们不知漂了多少“望”，望了多少“望”，还是什么也没望见。难道，他们真的漂到前面去了？

20：00左右，左岸出现了一个突进河面的半岛，上面长着芦苇和胡杨。江征队长命令：“靠上去看看，这里河道窄，如果能宿营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宿营，扼守住河面。只要他们从这儿漂过，我们就不难发现。”

但是半岛周边都是冲刷岸，非常陡峭，无法把船拖上去。而且岸上芦苇丛生，又十分潮湿，连一块可以搭帐篷的地方都没有，我们只好放弃扼守在这里的计划。我从背囊里翻出一个口罩，用圆珠笔写上“‘少年梦幻号’和‘钟声号’已经前行”，然后把它系在岸旁的树枝上。其实我也知道，河面这么宽阔，水流又这么急，一个小小的口罩几乎是不会被发现的。

傍晚，我们正在冲刷岸边的急流里漂着，突然右岸树林中有个白色的东西一闪。“队长，好象是个纸盒子，会不会是他们给咱们留下的标志？”我叫喊起来。

“走，不管是什么，靠上去看看！”

四个人奋力向岸边划去。岸边的几棵胡杨树被洪水冲得歪倒在河面上，眼看着大树枝子向我们扫来，我连忙抱头趴下，只听一阵“唰啦啦”，树枝从我后脖梗子上刮过。我刚想提醒背对我而坐的队长注意，还等没喊出来他已被树枝打落水中。接着，“钟声号”船长吕仁舟也被扫了下去。

江征队长和小吕都穿着红色衬衣，像两匹匹红马在水中挣扎。身高 1米90小吕，是本队的“空中优势”，又因风度潇洒而有“沙漠王子”的美称，此时却在急流里遭没顶之灾。待他爬到船上，一副八九百块钱的眼镜已叫河神娘娘收走。本来他只戴一副墨镜，要不是为了寻找那几条船，也不会把这扇精致贵重的“玻璃窗”架在鼻梁上。也许是河神娘娘把这副眼镜当成了信物，与我们的“沙漠王子”相约来年夏天再见吧？

付出了两位船长落水的代价，却发现那个纸箱根本不是本队人留下的，好不扫兴。天黑了，队长决定马上宿营，点篝火把衣服烤干，于是我们强行靠上了右岸。

夜里起风了，风很大，灰沙不断地从帐篷的纱门里灌进来，因为天热，也因为太累，我实在懒得爬起来拉上帐篷外边的那道门，索性任凭沙子吹进来，撒我一头一脸一身。帐篷被风刮得“呼呼”响着，篷布“啪啪”地打在我的头上。我担心帐篷被刮飞了，用脚把背囊踹到角落里，然后掉个头，张开四肢成“大”字形躺在帐篷中央。脚高头低，身子底下硌得难受，可我也懒得再动一下了。

外面，风在呼啸，水在咆哮，大漠茫茫，长河滚滚，黑夜沉沉。阿乐姐在哪里？那三条船在那里？他们现在怎么样？全队五顶帐篷都在我们这边，这两天他们只能在沙漠中露宿了。这么大的风，可真够受的。

那天王维匆匆忙忙把阿乐姐接到“不是汽车轮胎号”上，她的背囊和一切物品都在我们船上，连摄影包都没来得及拿过去。我以为用不了多少时间，阿乐姐就会回到我们船上。出队前，队长找大师替阿乐算过，大师说，阿乐只要跟在他身边就不会有事，所以队长特地把阿乐姐安排在“少年梦幻号”上。现在，阿乐姐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天了，她不会出什么事吧？

李乐诗的大名我早就耳熟能详了，她大概是世界上唯一到过南极、北极、珠穆朗玛峰这“地球三极”的女性，她还是第一个把五星红旗插到北极点的中国人。这回听说能和她一起探险，我当然十分高兴。我喜欢这些杰出的、敢于向自己，也向世俗挑战的女性，我觉得她们不白活一辈子。

和我想象的“女中豪杰”不一样，阿乐并不像一个闯荡世界，无拘无束，和谁都“见面熟”的人。在不熟悉的人面前，她腼腆少语，不太开放自己，显得十分沉静。头几天，虽然我们睡在一个帐篷里，但是她的话不多。我是从许多细小的事情上，感受到她作为一个“女探险家”的存在。她随身带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布口袋和粗粗细细的绳子，这些东西占地不多，在野外却大有用场：零零碎碎的物品往大口袋里一装，提起就走；一根绳子绑三支船桨，就可以用来吊汽灯。那只口琴也是阿乐姐探险时常带在身边的，令我惊奇的是，她居然会吹许多连我都不怎么会唱的内地歌曲。阿乐还教给我不少野外生活的经验，比如里外都要穿松紧带的裤子，这样可以快速如厕。她如厕速度之快，也确实令我惊讶。漂流时我们很少停船，停船时也常常是在河滩上，没有什么隐蔽之处。这时，阿乐姐会一声不吭地躲在船的一侧侧，还没等我们发现，就已经“结束战斗”。而我的腰带因为几次落水已被泡涨，穿脱十分不便，每次如厕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叫男同胞们背过身去。

看上去阿乐进沙漠后的服装好象很随意，实际都很实用。她上穿又薄又耐脏的格子衬衫，下着的确良“国防绿”军裤，不仅裤腰装了松紧带，连裤脚也装了松紧带，既穿脱方便，又能防尘，而且好洗易干。

我曾问她：“阿乐姐，你到那么多地方去探险，一定遇到过许多危险吧？”

她表情平淡地摇摇头说：“其实没有什么。”

怎么可能“没有什么”呢？不说在南极、北极，就在珠穆朗玛峰，她就有一次遇险的经历。那是1992年的考察，那天阿乐姐和严江征上到海拔6000多米处采集雪样，天气突然变了，山上下起冻雨，两人浑身湿透，加上高山缺氧，疲惫不堪，又走岔了路，阿乐说什么也走不动了。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，留在山上就意味着死亡。严江征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吼着、架着、拖着阿乐，终于从山上下来，找到了另一个考察队的营地。

人可以把名利看得很淡，但要把生死看淡，非得修练到极致。阿乐十几岁就开始“背囊睡袋走天下”，她说不为别的，只因为热爱大自然。我相信大自然给了她许许多多东西，特别是心灵的开阔和纯净。有些人也会在酒足饭饱之后到大自然中躲一下清静，但他们与自然的关系是短暂、生硬、外在的。而阿乐不是，大自然就是她的家，在这个家里发生的一切事都是自然而然的，所以她才会对危险不以为意。

回北京的飞机上看到一张小报，说一位75岁的英国摄影家到过七趟南极。阿乐说：“哼，我要是活到75岁，去的次数一定比他多。”极地似乎是阿乐的情人，她已经去过四次南极，四次北极，并且为此退出了得心应手的广告界，卖掉了公司，但她说“还想去，还想去。”自己去个没完不说，还想在中国大陆建一个“极地博物馆”。阿乐梦想了九年，谈了又谈，还是纸上谈兵。“再努力一年，十年不行，只好算了。”阿乐叹息。

去年阿乐和“沙漠之舟”探险队一起到了和田，因为橡皮舟舱位不够而未能随队漂流，抱憾而归。今年所有的朋友都劝她不要来了，“可是我心里知道我还是要来的”。对阿乐来说，在中国探险，一切设施、条件都比不上国外，“真是很苦，很苦”，甚至有时她会悄悄地问我们的队员：“你们觉得苦不苦呀？”但她还是喜欢和中国的科学家、探险家合作，这些“吃了太多的苦，甚至是不必要的苦”的人们，不知在什么地方特别地吸引阿乐。

两天了，阿乐姐只能“天当被，地当床”，两手空空地睡在塔克拉玛干的风沙之中。她大概怎么也没有料到会碰到这种情况吧？       

那天王维带上了阿乐，两人驾着“不是汽车轮胎号”拼命向前追去。

“等一等！前边的船等一等！”王维和阿乐一面喊一面挥舞着手臂和船桨示意。

此刻，“盼盼号”正一马当先顺流而下，“沙漠水手号”轻舟逐流紧随其后。他们远远地看见后边有个小船，以为整个船队都跟在后面，便仍然潇洒地前行。王维和阿乐后面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可他们的喊声却被“哗哗”的水声淹没了。 

两个多小时后，王维他们总算快追上停在岸边的“盼盼号”和“沙漠水手号”了，可王维的一个手势，却使他们误以为“继续前进”，两只船又飞快地划入了主流线。

王维急了：“行行好，快停船吧！”

前面的船终于发现后边不对劲儿了，停了了下来。大家听说我们的船被戳破了，都很着急，决定让王维和钟嘉鸣背着水和补船工具，涉水上岸往回寻找救援我们。可没走几步，水就没到了他们的胸口，再加上担心剩下的人再一次失散，所以大家放弃这个救援计划。

三条船漂到了一个河心岛上，在那里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。但也许是河面太宽阔了，也许是水面反光强烈，他们竟没有看到我们漂了过去。

当天晚上，他们宿营在一个小岛上。岛上散落着白森森的马骨，也不知那马是何年何月倒毙在这里的。

篝火、鞭炮、烟花，他们用了一切可能的方式与我们联络，可是都没有得到回应。

没有帐篷，他们把船上的苫布铺在地上，又用船桨将另一快苫布支起来当作“天花板”，大家就睡在下面。夜里风沙骤起，篷子里没遮没挡，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好听凭大风把自己打扮成“黄土高坡”上下来的。

开始他们判断，我们的船漏气了，速度会受影响，因此一定是在后面。于是在我们留在营地等待时，他们也在营地等待。终于没有等来我们，他们决定一边漂流，一边寻找。

“江征，江征，你在哪里？”路老师在船尾用《白毛女》的曲调唱着，那调子再也不像前几天那般抒情和豪放了。在剩下的五个人中，他年纪最长，又是唯一参加过去年漂流的

人，因此被推为“代理队长”。每当做好饭的时候，路老师都要念叨：“小娅他们在哪儿啊？

他们也没什么吃的……”

 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在这条不为人知的沙漠河流里，有谁能说清两拨人马各在水的哪一方呢？   

吃完早饭，我们又在营地等待。两天未见他们的踪影，队长和我都更加确信，我们一定是漂到前面去了。

忽然，江征队长大叫起来：“陆小娅，快过来看，那是什么？”失望的次数太多了，我已经不大信任队长的眼力，所以磨磨蹭蹭地并没有马上过去。等我走到河边的沙丘上，果然见上游河面上有两个黑点在迅速移动，上面还有突起之物，其状像人。

“就是他们，没错！”小韩一边大叫，一边拔下国旗，左右挥舞起来。

接着，河面上出现了第三个黑点，就我这个近视四眼也不再怀疑了。我对小韩说：“你说吧，回北京上哪儿请我？” 

“哎——”

“哎——”

隔着滚滚波涛，船上的人、岸上的人全都高兴地挥臂大叫。   

“哎呀，真把我们担心死了！”王维第一个上岸。“这两天老琢磨你们的船修好了没有，到底是在前头还是在后边。”

“看见我们留的标记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什么也没看见。我们说，你们可以一人睡俩儿帐篷，我们可以一人吃俩儿罐头。”王维仍不失幽默。

“阿乐姐，受苦了！”江征队长拉着阿乐的手说。

“我没什么。你们好吗？”阿乐表情淡淡。她过来和我拥抱在一起，我拍着她的背，觉得这唯一的同性是那样亲切、珍贵。

钟嘉鸣湿淋淋地走过来，抬起手腕看看表：“失散45小时。”当过参谋的他，首先准确地报出了时间，又笑笑说：“要不是我今天早上刮了脸，也不会有这种变化。”

“美国兵，你把我们旗舰丢下不管，临阵脱逃！”听他说刮脸什么的，我忍不住又想

和他开玩笑。

“我们已经想好，再找不到你们，就玩命漂到肖塔，出去租石油队的直升飞机来找你们，然后把你们的小船吊在直升飞机底下，这多棒呀！”钟嘉鸣一边说，一边比划着。这伙计不知道看过多少美国越战片，满脑子都是美军的作战场面。不过，这几天他已经晒成地道的美国黑人士兵了。

最后上岸的是路端正老师，他拎着几瓶啤酒过来，一把抱着江征队长哭了，酒瓶落在沙地上。   

“好了，我们人都在，船都在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！”队长拍着路老师，安慰道。

路老师稍稍平静了一些，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不见了，胡杨林里又传出了哭声。

大家尊重路老师的感情，让他独自哭了个够，把40几个小时的担心和压抑都在哭声中释放吧。

“开酒，开啤酒！”江征队长喊起来。 

“干！”饭碗、酒瓶、健力宝罐子相撞在一起，大家痛快淋漓地喝了“会师酒”，又越入和田河的激流中。